德国人笔下的北京德国医院

2018-01-26 10:17:19来源:光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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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5年北京德国医院医护人员合影,后排左起为狄博尔、克礼和汉霍特·格林。 

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,是清末到民国北京城内最主要的综合性医院之一,1945年10月由著名医学家吴洁先生奉命接收,后改组为市立北平医院,即今北京医院的前身。关于该医院的历史,目前的中文著述主要有两部分:严欣久女士的《吴洁与北平医院》,发表在2006年1月的《传记文学》上;吴新生为其父吴洁所作的传记《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》(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),其中的第8章“在重重阻力下接收德国医院”披露了接收前后的大量细节。本文作者在国外发现了一批与之有关的德文档案类材料,包括当事人的日记、自传,及其子女的访谈记录等。这些曾在民国北京工作、生活的德国医护人员,称得上是时局变迁的见证者,他们提供的一手资料应该具备“补阙”的史料价值。换个视角,以小见大,对完整理解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也有帮助。

北京德国医院的创建、发展与接管  

1900年德国军队攻入北京之后,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座战地医院,1904年又进行了扩建。该医院的建立与威廉二世政府“世界帝国”的野心有一定关联;或者说,它只是德国遍布各大洲的医院之一。以伦敦的德国医院为例,它于1845年10月15日开办时的动机很简单:对很多在伦敦东部过着贫苦生活的德侨来说,由于大多不会英语,求医问诊成了难题。因此,德裔牧师和医生们发起募捐,建立了一所设有40张病床、专为德侨服务的医院,但门诊部也对英国患者开放。1890年,德国政府的力量介入,该医院的规模迅猛扩大,病床数量激增至142张。1940年,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,“伦敦德国医院”名存实亡,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。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: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,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;1904年,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,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;1906年,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。次年,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,1910年4月正式开业,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。1939年起,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,为亲同盟国的“阿拉伯军团”提供医疗服务,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,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。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,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,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,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“桂尔翰军事医学院”,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,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;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、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。  

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,院长埃德蒙·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,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,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,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。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,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,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。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:1923年,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·格林和汉霍特·格林兄弟,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;次年起,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,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,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,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。1926年,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,按病房私密性、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,收费也不同,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,只提供给“真正的穷人”;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,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,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,一般都会被拒绝。相较之下,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,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。为此,护士们经常需要“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”。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(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《老北京的浪荡子》一书)回忆,在20世纪30年代初,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,专家会诊需10元,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。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,因为“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”。  

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,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。同年纳粹上台,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。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,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、艾克特和胡佛加入。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,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。日占期间,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,英、美、法背景的外国医院都被日军接管或关闭。由于德、日、汪伪之间的同盟关系,德国医院的经营并未受到干扰,而且在硬件水平上继续提升,购入了许多先进设备。不过,1941年起的通货膨胀使许多医护人员的日常生活出现困难。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,美军比国军先进入北平,德国医院附属的军官住宅全部由美军占领。此后的接收过程,中方材料记载得比较详细:10月13日,北平卫生局局长韩云峰发出训令,派吴洁前往接收德国医院。当吴洁向德籍院长提出将医院物品登记造册时,对方“以一些医疗器械属私人财产为由,拒绝交出”;吴洁对德籍医务人员的安排,对方亦“找了种种借口推托或婉拒”。吴洁兢兢业业地解决了这些困难,“把上交来的财物、医疗器械整理得清清楚楚,甚至一把钳子、一卷纱布,都要登记造册”,并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人脉和威望重建了优秀的医师队伍,扩大了医院的规模,“专门为平民开了病房,设在主楼后的西北位置,是一间20张床位的病房,这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”,使其“成为当时北平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最大最好的医院”。但是,上任还不到1个月,吴洁就遭遇了一起“通天”的告状事件:护士们联合了10多个国家的69位公民,由当时北平救世军秘书长陆玮出头,以“北平外侨团”的名义,于1945年11月7日上书宋美龄,反映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,并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。吴洁在给政府的回复中,不仅解释了接收医院的充分正当理由,还就医师、护士待遇等问题做了说明,如“查修女资历均为普通中学程度,并未受过任何正规护士培训,如按我国护士会规定,只能予以护士助理员职务”等等。  

吴洁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德方人员的利益,招致了后者的严重不满,反映在其日记和回忆录里。据护士长沈亚拿回忆,1945年10月15日,“主事者的外甥”张博士向她传达了政府将接管医院的决定。吴新生在书里说,当时吴洁“已离开北平多年,对北平已很不熟悉……就临时找了几个亲戚,包括曾在警察局任职的非嫡亲外甥何延镇,药学讲习所毕业、多才多艺的侄女吴慧珍,以及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内弟张锡璋和其他几个介绍的人,陪同他去德国医院接收。利用亲属和熟人参加他的工作,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一次”。所以,沈亚拿应是把张锡璋的身份与何延镇弄混了。她还说,新院长决定扩大医院规模,增加了20名医生,一起在4间诊室里工作。原有的17名德国护士都被暂时保留,又增加了40名中国护士,但护士们的待遇大大下降。这与中文材料基本一致。值得玩味的是,有几份材料提到了医院接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和腐败行为。如护士拜哈在日记中称,她们想离开中国,但护照不被政府承认,只能留下来等待遣返,但宿舍却被腾给了别人,需要自行解决住处;原护士长被解职,护士们在新护士长领导下继续工作,待遇严重下降,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。更糟糕的是,随着大量与管理层沾亲带故的人员入驻,医院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,原先整洁的病房变得乱糟糟的,各种设备渐渐地不翼而飞,有一天连清单也不见了。库房里的大量药品和食物储备也被偷光了,并出现在黑市上。她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些事,却没有得到回复。1946年6月起,至1947年4月止,德籍医师和护士们分批次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。  

对德方当事人来说,被接收和被遣返均为极不愉快的回忆,不免添油加醋、丑化对方,例如据中方档案记载,沈亚拿不是被解职,而是“由护士长升任护士监察员”,新的护士长杨友凤女士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,为新中国的护理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,“克扣护士”之说纯属无稽之谈;但护士们提到的腐败行为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。国民政府官员把“接收”变“劫收”,乘机贪污、盗窃、倒卖,中饱私囊的案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,如参加京沪地区敌产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就汇报说“行政接收情形极坏”。中文记载中强调,吴洁是韩云峰再三斟酌才选中的合适人选,因为“许多人视接收德国医院为肥差,跃跃欲试”。  

吴新生说“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,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”,换言之,吴洁虽然廉洁奉公,但在全国上下“大发接收财”的氛围下,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。

“埋骨北京”的两位德籍院长  

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,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。在家庭熏陶下,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,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。1896年,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,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,并在青岛“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”(AEPM)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“法伯医院”。此外,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,由于医术精湛,名气越来越大,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,他抽不开身,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。1906年,他的前助手、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,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。同时,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。1908年,他返回德国继续深造,次年通过“德国公务医生”考试,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。1913年,在北京“德侨医学协会”的邀请下,狄博尔再次入华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,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。中国对德宣战之后,狄博尔凭着他协和医学院讲师的身份,免于遣返。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,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。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,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。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;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,他被称为“狄博耳”或“狄伯尔”,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德国讲师“狄博尔”作区分。  

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,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。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。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,因脚伤复员。此后,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,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,就转到基尔、慕尼黑、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,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,成为一名执业医师。他无意留在德国,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,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,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。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(同济大学前身)的创始人宝隆;在后者的邀请下,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,在同济医院行医,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“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”等课程,并于1912年起参与“同济医工学堂”的校务管理工作。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,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,并在西线担任德军高阶医官。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,次年,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,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;同年起,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,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(今北大医学部)的儿科教授;此外,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。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,留有3名子女: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,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,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,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,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;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,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,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,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。  

有一个小插曲: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,医院发展得很快,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,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,妇科医师约翰·格林不堪其扰,选择离开北京,前往沈阳从业。1930年,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,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《华裔学志》上发表文章,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,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;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,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,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,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“汉堡学派”。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: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,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;克礼则非常世俗化,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,他更乐意“融入”中国社会——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,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。正因如此,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,“克礼”之名也与多位学者、要人联系在一起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。

两位院长交往过的近代名人  

1924年12月31日,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,狄博尔、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,初步诊断为肝病,但未下具体定论;1月5日,7名医生(德4美3)会诊,推克礼为主任,定的方案是“施行割治”,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,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。1月23日,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,知道是病情加重,力劝住院治疗。1月26日入协和医院,由克礼、刘瑞恒、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,仍以克礼为组长。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,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,签字后交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;国民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,于3月12日以《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》为题发表,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《哀思录》。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:“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,神志清明,临终不改。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,并曾告孙夫人:愿如其友人列宁,保存遗体,且愿葬于南京。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。克礼医生,三月十二日。”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,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,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,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。他还提到,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,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,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“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……绝对没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”。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:《家事遗嘱》和《致苏俄遗书》已在2月24日签了字,而临终前“补签”的这份文件,乃是最重要的《国事遗嘱》。对于《国事遗嘱》的订立和签字过程,国民党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;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,其记录应比较可信。  

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,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,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。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,但他在2月初又“很费心造了一张《先秦学术年表》,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,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,一定要我去住医院”。他虽然觉得“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,便什么事都没有”,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,并且开始住院。媒体报道之后,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,他说“我很想立刻出院,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”。3月份,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;术前,克礼、力舒东、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,讨论方案。8月份,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,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,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,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。1927年2月下旬,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(昵称“小白鼻”)得了肺炎,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,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“还说绝不要紧”。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,梁启超“电召克礼”,克礼深夜赶到,一看就说“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”,“恐怕保不住”,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,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。梁启超悔恨不已,说是被“日本医生所误”,又说不该“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”。后来第九子梁思礼也病了,“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,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……完全安心了。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”。4月,梁启超因接受手术满一年,前去协和复查,听了医生的意见后,他为了放心,又找克礼核实。  

狄博尔抵京时间比克礼早,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期就享有盛名,最推崇他的人之一就是鲁迅。1917年,周作人病重,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,鲁迅忧心忡忡,四处告贷,为其延医买药。周作人回忆,当他高烧不退时,长兄“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,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,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,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,要十二块钱看一趟”。1925年,鲁迅写小说《兄弟》时,也以狄博尔为原型塑造了一名“普梯思大夫”;对此,周作人说:“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,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,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,一般内科都看,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,大概五元出诊是普通,如本文中所说。”   接受过狄博尔诊治的名人还有罗素和溥仪。1920年的整个冬天,罗素在北京度过,次年3月14日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,坚持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,结果回到北京即发高烧。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心焦如焚,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,请狄博尔尽心主治。3月26日,罗素左右两肺发炎,身体极为虚弱,另一位德国医生艾瑟认为罗素情况不妙,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,罗素挣扎着潦草签了字。在病床上,罗素叫着赵元任和杜威的名字说:“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离开我。”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,4月17日起罗素居然脱离了危险,并逐渐恢复了健康,尽管当时伦敦报纸已经登文说“罗素病逝于北京”。狄博尔为溥仪看病始于1920年12月,当时溥仪右手生疮,按太医的意见,在手腕上缠红线,并服“菊花饮”,并无效果,于是庄世敦建议他请西医诊治。15日傍晚,狄博尔入紫禁城,为溥仪进行了简单的外科处理,过了几天便痊愈了,从此获得溥仪信任,常被其召进宫看病。1924年,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,打算去日本留学,凭着之前与狄博尔的交情,先装病、由庄世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。  

1926年的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抓捕,也至德国医院避难。整个民国时期,在德国医院治病或者避难的人物还有很多,如潘复、钱玄同、朱自清、林纾、罗瘿公、杨昌济、余叔岩等。日军占领北平之后,宋哲元下令撤第二十九军至保定,将晋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。一时之间,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,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“张逆自忠”;8月6日起,张自忠为不做俘虏,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,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,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,抵达天津。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,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,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。次日,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,对其进行缉拿,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,直至伤愈后,削发化装成僧人,逃出北平追赶部队。这些例子,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(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)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。  

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“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”,与现在的“专家坐诊”无二。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,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。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,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,“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,听完,用德文写个纸条,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,自有人照条处理”。张中行调侃说,“还是郑大夫方便、实惠”,不用跑远路。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,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。据德方档案,二人先后入葬位于“北京崇文门内迤东”的德国墓地。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,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,已初具雏形。1929年时,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,规划已经相当完善,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。1952年,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,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;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,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。笔者曾至外侨公墓、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。如今谈这段历史,也是希望两位“埋骨中国”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。  

(作者:贾长宝,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生)

责编:张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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